“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”是宋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之一，意为统治者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隐患提前作出周密考虑和详尽安排，体现了对事先预防的重视。宋代重视防范治理冤假错案，其“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”的治理原则，映射到司法领域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异别勘制度。作为宋代刑事司法领域的程序性重审制度，翻异别勘制度设计精妙、程序衔接紧密，是宋人司法智慧的凝结，展现出宋代在法制建设方面的高超成就。
翻异别勘制度的内涵和程序设计
翻异别勘制度主要适用于死刑案件。“翻异”意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，犯人推翻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的口供，或者犯人及其亲友称冤。“别勘”是指由同级其他法司，或者另选法司或司法官重新审理犯人翻异的案件，包括移司别勘和差官别推。“翻异别勘”即指在刑事司法过程中，当犯人翻供或者称冤（含亲友称冤）时，需将翻异案件改由其他法司或司法官重审的司法制度。翻异别勘制度有着一套周密的程序设计。
启动条件
翻供或称冤会引发翻异别勘。第一，在宋代诉讼活动中，两造的口供是认定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，当犯人在录问或者行刑前否认自己堂审所作的口供时，便出现了犯人翻供的情形。若犯人否认自己部分或者全部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的口供，此时案件审理就无法继续推进，法司需重审案件。第二，宋代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可分为推勘鞫问、差官录问、检法议刑、长官定判、判决执行五个环节，犯人在各个环节均可称冤，一般情况下，犯人在录问至行刑环节称冤时会导致翻异别勘，犯人亲友亦可通过击鼓鸣冤或者拦驾称冤的方式请求法司重审案件。
运行程序
当翻供或称冤引发案件重审后，翻异案件要被移送给其他法司或司法官审理，以确保客观公正、避免冤假错案。第一，录问时翻异，案件需移司别勘，即将案件移送至同级其他司法机关审理。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均设有两个以上的平行司法机关，如作为中央法司的大理寺，其核心部门右治狱内设审问机构左推和右推，当需移司别勘时则左移右推，右移左推。开封府内设平行司法机关左军巡院、右军巡院和司录司，遇翻异案件时“左军则移右军，右军则移左军，府司亦然”。路级诸监司均有司法审判职能，其在审理翻异案件时“提刑司复翻异，则以次至转运、提举、安抚司”。多个同级平行司法机关的存在为移司别勘创造了条件。第二，录问后翻异，案件需差官别推，即上级另选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官重审翻异案件。如大理寺左右推后案件仍被翻异，则“命官审问，或御史台推究”，即上级另选司法官或者让御史台重审。
实施保障
第一，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均设置了两个以上平行司法机关，这为移司别勘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。第二，宋代法律对翻异别勘制度有着周详规定，为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。在差官别推上，路级司法机关须先由“本路提刑、转运、安抚司遍行差官推勘”，若翻异案件未审定，则“于邻路再差”，差遍邻路后犯人或其亲友还翻异，则“申取朝廷指挥”，直到案件被解决。所差司法官，须“无干碍”且“清强”。“无干碍”意为与犯人没有亲戚、故旧、恩怨等亲嫌关系，以防审判不公；“清强”意为清廉强干，即既要公正廉明，又要能力卓著。
从经典案例透视翻异别勘制度的实践功效
“王元吉被诬毒母案”是宋代翻异别勘制度的典型实践。北宋雍熙元年（984年），开封府刘寡妇为防止继子王元吉状告其奸情，便向开封府诬告王元吉下毒谋害她。该案先由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，其间王元吉称冤，案件移送到左军巡院重审；刘寡妇贿赂左军巡院司法官，王元吉因此被屈打成招，判处死刑；开封府录问时王元吉翻供，案件又被移送司录司再审，司录司察觉到案件有冤，但难以下判，遂请示皇帝；皇帝因案情不明免除王元吉死刑改判徒刑；王元吉在开封府过堂时再次称冤，且其妻亦敲登闻鼓向皇帝称冤，皇帝亲自过问案件，指令御史台重审；最终，案情真相大白，王元吉被洗去冤屈，无罪释放。
该案具体、生动地展现了翻异别勘制度的实践功效：首先，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案件时王元吉称冤，案件被移送左军巡院重审，此为移司别勘；其次，左军巡院判处王元吉死刑，王元吉在录问环节翻供，案件被移送司录司再审，此亦为移司别勘；之后，皇帝指示将王元吉从死刑改为徒刑，王元吉在过堂时不断称冤，其妻亦敲登闻鼓告御状，皇帝指令御史台重审，此为差官别推；最后，御史台重审后案情大白于天下，王元吉被无罪释放。本已被判处死刑之人，在经过多重翻异别勘后，得以沉冤昭雪，从而免除刑罚、保全性命，这反映出翻异别勘制度防冤的功效。“王元吉被诬毒母案”的司法实践，展现了制度创设者的防冤理念，即要以制度防范纠正冤假错案，保护犯人合法权益，维护司法公正。
翻异别勘制度的价值意蕴
恤刑慎罚
恤刑慎罚思想深刻影响了包括翻异别勘制度在内的宋代司法制度。这一思想要求在设计和适用司法制度时，必须坚持人命至重和慎用刑罚的原则。司法官在司法时应常怀恻隐之心，用刑不宜严苛，对待犯人要尽心尽责；同时，要做到明察秋毫、执法如山，确保法律的威严和可预测性，把握好用刑宽严之间的平衡点。
翻异别勘制度蕴含的恤刑慎罚思想具体体现为：第一，犯人是刑罚消极后果的直接承受者，为了防止犯人遭受不公正的刑罚，翻异别勘制度赋予犯人及其亲友翻异的权利，从推勘鞫问到判决执行的司法全过程，犯人及其亲友均可翻异，当翻异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时，案件会进入重审程序，由其他法司或者司法官重审，以此确保案件审理和刑罚适用准确无误。这反映出翻异别勘制度重惜民命、谨慎用刑的思想理念。第二，审理翻异案件会牵涉数个司法机关和众多司法官，甚至会引发皇帝关注，这让诸多司法机关和司法官甚至是皇帝参与翻异案件的审理，集中了司法资源和司法智慧，体现出对犯人权益的保护以及对刑罚适用的克制。
纠错无冤
纠错无冤是翻异别勘制度的追求和目标，宋代通过一系列制度设定确保这一追求和目标的实现。
第一，在翻异案件重审程序中，参与重审的各司法机关和司法官之间衔接紧密、审限清晰、职责明确，翻异案件在重审程序之中流转审理，充分发挥了明君贤臣的智慧，只有在确保翻异案件没有任何冤枉和不公之后，才会对犯人判处刑罚，这样能够确保案件审理的客观中立，有助于发现案件中的错误和纰漏并予以纠正，从而避免无辜之人蒙冤。
第二，宋代法律对参与翻异案件重审的司法官作出严格限制。首先，与案件审理有利害关系的司法官需回避，翻异案件只能由“无干碍”司法官审理，以确保案件审理的客观公正。其次，由于“法官之任，人命所悬”，故而审理翻异案件的司法官需是“清强官”，即在品德上要清廉无私，视刑狱为庶政之要务，才学上要“文学法理，咸精其能”，能力上要“工吏事、晓律义、善理讼”，如此才能确保司法官在审理翻异案件时做到刚正不阿，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冤假错案，在最大限度内实现无冤。最后，宋代法律对参与翻异案件审理的司法官严明赏罚，对于能够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的司法官，朝廷会予以奖赏，如宋仁宗时期的审刑官王惟熙，在重审翻异案件时发现了冤情，为无辜之人平反，使五人免死，获朝廷嘉奖和赐帛三十匹；而对于不能恪尽职守，造成冤假错案的司法官，轻则罢官夺爵，重则判刑甚至处死，《宋刑统》中就明确规定了官司出入人罪的刑事责任。
第三，宋代为翻异案件规定了较为宽容的重审次数，为纠错创造了充足的空间。北宋时规定翻异案件的重审次数上限为三次，“已经三度断结，不在重推之限”。南宋时将上限调整为五次，依次由提刑司、转运司、提举司、安抚司、邻路监司审理翻异案件，三推五推后翻异案件仍然存疑的，还可上请增加重审次数，以确保疑案被彻底审结。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）
来源：人民法院报 | 作者：陶鹏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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