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贞观政要》是由唐代史学家吴兢编撰的政论性史书，全书共10卷40篇，详细记录了唐太宗与魏徵、王珪等人关于官员任免、农业生产、边境安定等国家政务的讨论以及大臣的谏议、奏疏等。《贞观政要》蕴含着丰富的施政经验和治国智慧，至今仍有深刻的史鉴价值。比如慎刑思想，就是其中重要的法文化遗产。
所谓“慎刑”，是指谨慎地运用刑罚，杜绝滥施和动辄适用，且以罪行的危害程度作为刑罚轻重的考量基准，内蕴不因逞欲而枉法用刑之义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云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意即审慎断案、不可罪及无辜，正是慎刑思想的发端。贞观年间，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紧密的君臣关系，唐太宗及其臣属宽刑省法、选拔正直良才、完善审理机制，同时强化尊法、守法意识，充分践行了传统慎刑思想。
⬛ 立法简约，慎杀慎罚
隋朝末年，隋炀帝专行暴政酷法，敕令“窃盗已上，罪无轻重，不待闻奏，皆斩”。唐初君臣总结前朝教训，重拾“德主刑辅”治国理政理念。魏徵建议唐太宗“专尚仁义，慎刑恤典”，既要推行德礼，又须消弭酷刑、宽缓刑制。据《新唐书·刑法志》记载，唐太宗在接受魏徵的劝谏后“遂以宽仁治天下，而于刑法尤慎”，诏令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人修订旧律，制成《贞观律》。其间，他多次申明立法务必“宽简”“简约”，刑律不能过于苛刻，并要求剔除旧律中不合时宜的规定。
在此之前，《武德律》已经大量删减隋朝大业年间的“烦峻之法”，《贞观律》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删繁就简、践履慎刑思想。首先，唐太宗下令将“绞刑之属五十条”改为断右趾，后又悲悯于犯人受刑时的痛苦遭遇，于是与群臣反复商议，最终“除断趾法，改为加役流三千里”。其次，唐太宗明令“不可一罪作数种条”，包括前后律文不得矛盾和“法令不可数变”，以防止污吏随意引据条文出入人罪、滥施刑罚。同时，《贞观律》规定：“断狱而失于出入者，以其罪罪之。失入者，各减三等；失出者，各减五等。”申明司法官员断案必须谨慎、妥善用刑，倘若处断不周，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。除此之外，《贞观律》废除旧律中的“兄弟分居、连坐俱死”等严刑峻法，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描述其：“自是比古死刑，殆除其半”，“凡削烦去蠹，变重为轻者，不可胜记”。
终唐一世，《贞观律》堪称奉行慎刑思想之立法典范。唐高宗时期所编《永徽律》的内容基本沿袭《贞观律》。至唐末，“高祖、太宗之法，仅守而存”。
⬛ 司法公允，谨慎断狱
罪刑相当是慎刑的必然追求。《管子·正》载：“制断五刑，各当其名，罪人不怨，善人不惊，曰刑。”只有罚当其罪，方能令人信服。然则欲使断狱公允，仍需执法者自身正直，正如白居易所言：“虽有贞观之法，苟无贞观之吏，欲其刑善，无乃难乎？”唐太宗常忧有司为了应付考课或沽名钓誉，审理刑狱苛求“深文”。对此，王珪主张选拔“公直良善”的人才，若其断案公正，则增加俸禄、给予赏赐，从而实现“奸伪自息”的效果。唐太宗接纳了他的建议，在中书、门下省等机构“擢才而居”，并令门下省负责死刑案件的复审工作。
其实，为使罪刑相称，避免冤案和滥刑发生，唐初君臣针对死刑案件还设计了周备的司法程序。其一，门下省在复审死刑案件时，若觉犯人“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”，则将案情抄录并向上奏报。至于“情可矜”的权衡面向，魏徵提出：“原父子之亲，立君臣之义，权轻重之序，测浅深之量。”他主张法司应当细致地把握人际伦理亲情，正如律令明确“同居相为隐”，在一定范围内肯认当事人的亲情利益。其二，死刑案件须经“中书、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”共同议决。通过实施集议机制，群臣可以援引律文、经典、先例、礼仪等依据，研究案件关涉的豁免情节，提出减刑建议。其三，“凡有死刑，虽令即决，皆须五覆奏”。唐太宗因错杀张蕴古而懊悔不已，遂命令京城的死刑案件在行刑前需要五次奏请，其他地区仍实行三复奏。对于违反复奏制度的行为，唐律予以惩罚，如《断狱律》规定：“诸死罪囚，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，流二千里。”
可见，唐初君臣已然从实体规范、程序安排、人事任免等多方面将慎刑思想付诸实践，营造出律法宽平、执法允当、裁断慎重的法制氛围。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记载，贞观四年“断死刑二十九人”，近乎“刑措”，有效地减少了酷刑、滥刑的发生。
⬛ 守法胜私，取信于民
“法胜私”是贯彻慎刑的重要保障，《荀子·修身》语：“怒不过夺，喜不过予，是法胜私也……以公义胜私欲。”即执法者应恪守法律的信赖基础，不因私心背离法律规定。法家注重既有法度的严格执行，亦主张“法胜私”，正如《韩非子·诡使》言：“道私者乱，道法者治。”在传统社会，纵然建构起完备的法律机制，但若君主不谨守道德自律与节制，仍会依其权力随意科刑。唐太宗多次因愤怒和徇私而法外用刑，戴胄、魏徵等人的劝阻发挥了必要的匡正作用。
贞观初期，唐太宗善于纳谏，尚能尊法慎刑。在“徐州司户柳熊等人作伪案”中，唐太宗欲凭敕令径直判定犯人死罪。戴胄据理力争，直言：“法者，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；言者，当时喜怒之所发耳。”他认为，法律象征着国家向民众公布的信义，而皇帝的敕令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，若以“小忿”损害“大信”，无疑会失信于民。实际上，戴胄揭示了律令的公信力源于其被公正地执行，而唐太宗本就怀持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民本思想，知悉逾矩会造成“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”的后果，终究认可了戴胄的见解。
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唐太宗逐渐萌生好大喜功的心理，对于许多逆耳谏言置之不理，致使“顷年以来，意渐深刻”，经常“取舍在于爱憎，轻重由乎喜怒”，依据个人感情恣意处罚。面对唐太宗阿私滥刑的行为，魏徵重提戴胄之言进行劝诫，终于使其醒悟。
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。传承、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必须坚持守正创新，在当代刑事司法活动中，慎刑思想元素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，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、刑事诉讼制约监督体系等。再次回顾贞观时期的慎刑实践历史，领略优秀法律思想与精神，总结启迪，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一步融入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各环节改革或许大有裨益。
〔本文系2024年度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“汉代刑制改革后斩趾刑存废问题研究”（2024XZXS- 208）的阶段性成果〕
（作者单位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）
来源：人民法院报 | 作者：孙振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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