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《唐律》中有许多关于诉讼方面的规定，可以为诉讼制度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历史资源。
第一，“不告不理”“控审分离”原则。《唐律·断狱律》第四百八十条规定：“诸鞫狱者，皆须依所告状鞫之。若于本状之外，别求他罪者，以故入人罪论。”意思是，凡审案官员，都必须依照所告发的事由来审问。如果在所告本状之外，另外追究其他罪名，以故意使他人入罪论处。这一规定与今日刑诉法“不告不理”“控审分离”原则相通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，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，应当决定开庭审判。”这就是说，法院的审判必须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被告人进行。法院不能主动审理起诉书未指控的犯罪事实，也不能主动追加起诉书未指控的被告人（除非有特定程序，如发现遗漏同案犯罪人员需检察院补充起诉），即“告什么，审什么”。
第二，诉讼回避制度。《唐六典》记载：“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、仇嫌者，皆听更之。”唐代李林甫等注曰：“亲谓五服内亲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，并授业经师为本部都督、刺史、县令，及府佐与府主，皆同换推。”这就是说，法官遇到以下四种情况需要回避：一是五服以内的亲族和大功以上的姻亲；二是曾向自己传授知识技能的老师；三是曾经做过本部的都督、刺史、县令以及上下级的关系；四是与自己有仇嫌的人。据此，可将唐朝的法官审案概括为近亲回避、师生回避、僚属回避和仇嫌回避四类。
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：“审判人员、检察人员、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自行回避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：（一）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；（二）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；（三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、鉴定人、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的；（四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。”这与《唐六典》的规定是相通的。
第三，要注意各种证据的“反复参验”。《唐律·断狱律》规定：“诸应讯囚者，必先以情，审察辞理，反复参验；犹未能决，事须讯问者，立案同判，然后拷讯。违者，杖六十。若赃状露验，理不可疑，虽不承引，即据状断之。若事已经赦，虽须追究，并不合拷。”意思是，凡应该刑讯囚犯的，必须先根据实情，详查供词内容，进行反复验证。这样仍不能辨明真相作出决断，需要进一步讯问的，要立案记载，审判长官一同出席，才能进行拷打审问。违者处杖六十。如果罪证确凿，事理不容存疑，即使不招供，也可以根据实情判决。如果所犯之罪已经遇赦，即使仍有追究处置之事项，也不应拷打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古代并非简单的“口供为王”，而是各种证据互相印证，“反复参验”。没有口供，只要人证、物证能够相互印证，仍然可以“据状断之”。
第四，错案追究制度。权力和责任是不可分割的。唐朝法律不允许司法人员既有判案的权力，又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。《唐律》把司法人员的错判称之为“出入人罪”，对错判的罪责予以追究，此类情况分四种：
一是对故意徇私枉法的法官要实行“反坐”原则。《唐律·断狱律》规定：“诸官司入人罪者，若入全罪，以全罪论；从轻入重，以所剩论。”意思是，司法人员错判他人有罪或加重其罪行的，如果是将无罪之人判为有罪，就以其所虚构之罪的全部刑罚来反坐他；如果是将轻罪之人判为重罪，就以其所加重的刑罚差额来反坐他。例如，一人应当处“徒三年”，但法官故意枉判为死刑，该法官就要被判处死刑。如果依法应判“徒一年”而故意枉判为“徒三年”，法官则要被判处“徒二年”。
二是对过失枉判的法官也要予以追究。出于过失的，以失出入人罪论处。但因是过失而犯，所以比故意而犯处罚轻。其中“失出”又比“失入”轻。《唐律·断狱律》规定：“断罪失于入者，各减三等。失于出者，各减五等。”即在差错的幅度上减等。
三是对所有参与枉判的官员，根据其在判案中的行为分配不同的刑事责任。例如，大理寺断案有违失，《唐律》举例说明，大理丞判断有失，以丞为第一责任人，副长官大理少卿及两位大理正为第二责任人，大理卿为第三责任人，其他大理寺的典、主簿、录事等官员为第四责任人。但是，这中间如果哪一层次的官员提出正确意见后，又被人否决的，那么持正确意见者免罪。
四是被派去审理不是自己立案侦审案件的法官，办了错案也要追责。《唐律·断狱律》规定，官员被派遣审理不是自己立案侦审的案件，若事实及判决有误，也要负法律责任。只是比审理本职案件的过失减轻处罚；如果某一级判决有误上报，受理单位依错判决，也要负“出入人罪”之罪责。
第五，力求最大限度地实行罪刑法定原则。《唐律·断狱律》规定：“诸断罪皆须具引律、令、格、式正文，违者笞三十。”意思是，凡定罪量刑都必须完整地引用律、令、格、式的正文，违反者处以笞三十。但是，《唐律》不可能约束皇帝的裁断，但其尽可能减少皇帝对司法的不当干扰。因此，《唐律·断狱律》规定：“诸制敕断罪，临时处分，不为永格者，不得引为后比。若辄引，致罪有出入者，以故失论。”意思是，凡是皇帝临时制敕断罪，属于权宜处分，若后来未经过特定部门审查，变为今后可以适用的法律条文，则不得作为后续案件的裁判依据。若法官擅自引用此类临时制敕导致量刑不当，将视为主观故意或过失犯罪，依法追责。通过这样的办法，尽量保持法律的稳定性。
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应当挖掘历史资源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实为重要途径。
来源：法治日报 | 作者：郝铁川 （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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